1930年代的一天，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（Abra-ham,Flexner）遇到了70多岁的老绅士伊士曼（George,Eastman），后者是举世公认的大众摄影之父、柯达公司创始人。那时，他正准备把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，投入到美国高等教育事业，用于推动“有用学科”（useful,sub-ject）的发展。
弗莱克斯纳问伊士曼：“那么在您心目中，谁是当今最‘有用’的科学家呢？”
伊士曼不假思索的说：“马可尼（G.,M.,Marconi）”。
在伊士曼看来，马可尼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，推动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马可尼于1909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没想到的是，弗莱克斯纳却语出惊人：“亲爱的伊士曼先生，在我看来，无论我们从广播中获得怎样的快乐，无论无线电和广播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，马可尼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面对老绅士震惊的目光，这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（Institute,for,Advanced,Study）的创始人解释道：“伊士曼先生，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已经有一位巨人，为无线电的发明默默铺好了所有台阶，只待有人登上台阶去摘取桂冠，此人就是克拉克·麦克斯韦（Clerk,Maxwell）教授。正是他在1865年对电磁场展开了深奥难懂的运算，并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下了这些抽象的方程式，才使得马可尼的工作成为可能。”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，它来自弗兰克斯纳那篇著名的文章《无用知识的有用性》（The,Usefulness,of,Use-less,Knowledge），该文发表在1939年的《哈泼斯杂志》（Harper’s,Magazine）上。80年后的今天，反复回味这段有趣的对白，我意识到弗氏这个精警的论断，其实早已由我国的庄子在2000多年前道出：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却不知无用之用也”（语出《内篇·人间世》），后世遂有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之警语。
如果抛开知识的无用与有用之争，也不论马可尼的贡献究竟有多大，我便有了一个新的更有意思的发现———或许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。1865年，34岁的麦克斯韦令人惊讶地辞去了英国皇家学院的教席，回到了位于家乡爱丁堡乡间的格伦莱庄园（Glenlair,House），过了几年隐居生活。正是在这一年，伟大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诞生了。几年前，英国著名期刊 《物理世界》（Physics,World）曾让读者票选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个公式，麦克斯韦方程组超越了“欧拉公式”、“质能方程”、“牛顿第二定律”、“勾股定理”等著名公式，高居榜首。
1895年，21岁的马可尼还是一位在博洛尼亚大学（University,of,Bologna）求学的本科生，他利用课余时间在父亲的蓬切西奥（Pontecchio）庄园进行着各种无线电实验，并于该年成功地把无线电信号发送到了1.5英里（2.4公里）的距离，从而成功地“登上了麦克斯韦所铺好的台阶”，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实用无线电报系统的发明者。
在此，不论是麦克斯韦，还是马可尼，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闲暇世界中完成了创造和发明。窃以为，相较于知识之无用与有用的论辩，这个课题有着同样巨大的价值，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思考。事实上，它长久以来深植于西方文化对于行动与沉思的价值的认知，对职业性与业余性的关系的思考，以及对整个闲暇文化的理解。
从某种意义上，我们甚至可以说：文明，不过是闲暇的副产品。
（作者系管理学院党政办主任）
